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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国中将旷伏兆:和妻子许更生的爱情故事  

2015-07-16 21:16:30|  分类: 将帅-中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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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国中将旷伏兆:和妻子许更生的爱情故事 - 军魂 - 军魂的博客

 

抗日战争的各种图集里,有一类表现庸常生活的照片极为少见。但它一旦出现,就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英雄长出血肉,战士充满柔情。这里要讲述的,是开国中将旷伏兆和妻子许更生的故事。

 

给25岁的“老革命”说对象

 

这年夏天,“卢沟桥事变”已经发生两年。在这两年中,日军先占领平津,之后迅速沿平汉、津浦、平绥线南下,占领华北。接着,日军又将战火烧到上海、南京、徐州和开封,最后攻陷了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。这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壮大的两年。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赶赴华北战场,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这一年,旷伏兆25岁。别看年纪不大,但已是参加革命10年、从长征中一路打过来的“老革命”了。他是江西永新县的穷苦人家出身,小时候做过裁缝店的学徒工,后来被称为“裁缝将军”。当时,小裁缝已经长成一个朴实能干、笑容爽朗的青年,正担任着冀中军区第1军分区政委。

敌后战争残酷而激烈,但是旷伏兆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,不少人想给他说个对象。与现在普通人的想象不同,那时对于战友之间的婚姻,只要符合部队规定,人们是热情鼓励并且热烈祝福的。

至于部队的规定,旷伏兆的大女儿旷平原回忆说:“你知道‘二五八团’吗?”“二五八团”并非一个团的番号,它其实是一条“结婚标准”:年龄在25周岁以上,党龄(或军龄)在8年以上,职务是团职以上,所以简称“二五八团”。

 

江苏女儿爱上江西汉

 

1939年8月,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政工会议。经过几位热心战友的介绍,旷伏兆跟比他小6岁的许更生见面了。

许更生高高的个头儿,面容清秀,是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的温柔和美丽一下子就打动了旷伏兆的心。别看许更生看起来文文静静,她也是一位从南闯到北、一腔热情的革命青年。

“我母亲本来在江苏淮阴上中学,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,跟着‘东战团’(东北抗日总会战地服务团)一路北上演出,宣传抗日。”旷伏兆的二女儿旷平南回忆说,母亲先是随队伍到了西安,之后来到冀中军区。

旷平原记得,母亲演唱过《黄河大合唱》中的《黄水谣》,还接受过冼星海的指导。

这次见面,许更生眼中的旷伏兆有着英气勃勃的气概,言谈举止则忠厚淳朴,这些都让年轻的许更生充满了好感。就这样,水灵灵的江苏女儿与诚恳厚道的江西汉子相爱了。

然而,由于军情紧急,旷伏兆在会议结束后不得不立刻返回军分区,后来又调往冀中警备旅,被派到太行山区。直到1940年8月,两人才因为开会的机会再次见面。这次,两人水到渠成地成婚了。

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婚礼是什么样?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在《红色苇塘》里用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触这样写道:“……所以同志们当时给苇塘起名叫‘小莫斯科’。1943年7月,就在这个‘小莫斯科’里,我们还为储国恩同志举办了结婚典礼,新娘名叫吴茜,是从天津纱厂里逃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干部。那天大家杀鸡宰鸭、采菱挖藕。桌上摆了七碟八碗的菜,热热闹闹地会了餐,另外还举行了联欢会。”

相比之下,旷伏兆与许更生的婚礼就简单了。没有宴席、喜酒、喜糖,也没有新房,两人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结了婚。不过两人相约,要把百团大战的每一场胜利作为新婚的贺礼。婚后三天,他们就共同踏上了百团大战的征程。

 

战火中的婚姻生活

 

在此后的七年间,旷伏兆和许更生的三个女儿陆续降生在冀中根据地的土地上,她们的名字都跟这片土地有关——平原、平南和平淀。旷平原出生于1941年,旷平南1944年,旷平淀1947年。两人的三个儿子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。

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婚姻生活是与众不同的。

追根溯源,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在敌后开创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,以后又扩大到了冀中和冀东两大地区。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,第10军分区又邻近北平、保定、天津,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,境内驻有日军重兵,并频频扫荡,军分区成了整个冀中最危险的区域。资料显示,1941年初,军分区境内有204个据点,驻有10000多日伪军。

在这种情况下,革命夫妻是无法相依相守的。现年88岁的任丘老兵杜恩裕当时在军分区做机要员,旷伏兆是他的老首长。他说,部队当时有纪律,打游击是不能带家属的。在他跟着旷伏兆打游击的几年里,从来没见过首长的爱人。直到1975年去北京看望老首长,才第一次见到了许更生。“挺漂亮的,个子有一米六多。”

旷平原也说,父母那时难得见面。父亲指挥战斗,行踪飘忽不定,夫妻两人常常是一人在东,一人在西。有时即使路过母亲驻地,两人都没时间见面。

 

“八路的孩子”

 

聚少离多,加上许更生忙于工作——她先后在“东战团”、冀中军区民运部和十地委党校任职,抗日战争期间诞生的两个女儿不得不寄养老乡家。

“我在农村呆了四年,日本投降才接回到我父母身边。当时我哭着找农村的爹娘,对父母很陌生的。”旷平原说,“我大妹妹(平南)接回来时也那样。”

当时,革命夫妻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很常见。乡亲们把这些孩子叫做“八路的孩子”,不仅尽心抚养,而且认真保护,在复杂的环境中守卫着他们的安全。

为什么说环境复杂呢?那是因为冀中根据地各种势力混杂,群众们形象地称之为“红黄蓝白黑”:“红”指八路军,“黄”指日军,“蓝”指国民党地下军,“白”指伪军,“黑”指土匪。形势如此复杂,“八路的孩子”处境就更加危险。后来的开国上将、曾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易生(后名杨毅)寄养在易县西古县村时,就曾因汉奸出卖而遭遇日军围村,身为共产党员的村长赵仲三为了保护孩子而被日军枪杀。

旷平原还回忆了一件往事:当时冀中十地委书记杨英的儿子杨新生也寄养在老乡家,后来不知为什么,那家人投靠了伪军,成了汉奸,还好没有把杨新生的事说出去。但是,八路军的后代怎么能跟着汉奸长大?杨英就去找一同出生入死的旷伏兆。旷伏兆当即派了两个战士去侦查,查到孩子常在哪儿玩之后,就把孩子用自行车给“抢”了回来。“上次我见到他,他还说呢,是旷伯伯把他抢回来,给了他‘新生’。”旷平原笑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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