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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徐向前在“肃反”中的艰难处境(二)  

2014-09-09 13:46:58|  分类: 将帅-元帅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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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在“肃反”中的艰难处境(二) - 军魂 - 军魂的博客

 

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,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。部队一面行军打仗,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“肃反”。一天,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,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,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,他问身边的陈昌浩:“谁负伤了,抬的是什么人?”

陈昌浩说:“没有谁负伤,许继慎、周维炯是反革命,逮捕了。”

徐向前听后,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,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!他想起红4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:攻克英山后,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,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,来找12师师长许继慎。信中闪烁其词,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,“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”。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,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。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,随后,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。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,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:许继慎“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”,这次敌人来找他,“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。”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: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,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、团参谋长。来到鄂豫皖红军后,在红1军、红4军又一起工作。他作战勇敢,指挥灵活,为人正派,这样的同志,怎么也成了“反革命”?至于周维炯,更是一员战将,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,怎么也被捕了呢?

面对许继慎、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。徐向前痛心极了,他质问陈昌浩:“怎么搞的嘛,把师长都抓起来了,也不给我说一声!”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。

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。他认为肃反抓人,是他职权以内的事,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。那时中央有规定: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,政治委员在政治上、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。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,是党和政府的代表,有最后的决定权,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。

9月底,部队到达白雀园。张国焘亲自到红4军主持“肃反”。这年冬天,“肃反”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。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,张国焘等还决定,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,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,派到各师,监督肃反。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: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,不论是起义的、投诚的还是被俘的,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,一律要审查;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,不论表现如何,也要审查;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。一时间,把红军中留鹅头、戴眼镜、镶金牙的,还有读过几天书的,都说成是富农,加以清洗。只要念过几年书,识几个字的,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。张国焘还说:“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,党可原谅三分,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。”正因为有这种“理论”,“肃反”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、被杀的特别多。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“理论”,那就是从“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”,从平时“对富农不坚决斗争”的人身上,就能“找到反动派的组织”。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,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。不重事实,不深入调查研究,轻信口供。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,就把他逮捕审讯,非要他承认不可,不承认就严刑拷打。结果严刑逼供,揭发“同伙”,后方扯到前方,军队扯到地方,越扯越多,越扯越离奇。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,就说他是“吃喝委员会”,反革命;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,就说是搞秘密活动,是改组派、AB团、第三党。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,搞得人心惶惶,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。就连王树声、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,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。

“肃反”开始,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,还有某些发言权,随着运动的深入,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,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,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,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。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,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、祠堂,作为临时指挥所,把地图挂好,专心了解敌情,分析情况,部署作战行动。但是,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,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“肃反”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,并且尽力之所及,保护同志免遭杀害。他保护了不少干部,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。那时,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。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,有时到伙房转转。一天,徐向前来到伙房,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,长相又机灵,就问:“你叫什么?什么地方人?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?”周答:“我叫周希汉,本地顺河集人。是来帮助工作的。”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。原来,周希汉在红4军13师38团当战士。肃反开始的时候,团里把他当做富农,开除出党,送回老家。周希汉回家后,就找苏维埃政府,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,证明他家是贫农,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。这样,他又回到部队,在炊事班帮助工作。徐向前听了,翻看他写的账本,见字写得不错,就说:“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?”周希汉说:“我没干过,怕干不好。”徐向前说:“没关系,慢慢学就会的。”周希汉到总部后,在徐向前的帮助下,进步很快。没想到1932年初,打豆腐店的时候,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,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,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,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,硬说是有意破坏,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。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,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。徐向前说:“快到保卫局,把周希汉要回来!”过了一会儿,警卫员回来报告说:“保卫局的人说,周希汉是改组派,不能放。”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,亲自来到保卫局。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,准备拉去杀头。徐向前严厉地质问:“什么改组派!周希汉是贫农,是我的书记,我了解他,快给我放啦!”在徐向前的干预下,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。

肃反扩大化的错误,在苏区,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,继续蔓延着。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、好同志被逮捕杀害。谁也不会想到,一年之后,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。那是1932年反四次“围剿”中的事。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。一天,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,让她抽空补一补。往常,衣服、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。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,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。会做件背心,缝补点破衣裳,打草鞋。这次因为作战忙,抽不出空,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。

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,神色非常紧张。

徐向前问:“出了什么事啦?”

“她被抓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不知道,说是反革命!”

说起程训宣,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。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。没念过书,性格开朗,爱说爱笑。1928年,吴光浩率红31师回黄麻老区活动,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,投入革命队伍,从事妇女工作。她为人正派,工作积极,对党忠诚,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,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。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。父亲为人忠厚,母亲虽然不认识字,但性格开朗,爱管“闲事”,是个热心肠的人。她姐弟5个,除姐姐幼年夭折外,都参加了革命。大哥程启光,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,曾在红31师当特务队长;二哥程启宗,1925年参加共产党,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,暴动失败后,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,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;弟弟程启波,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。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,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事事都走在前面。这样一个好同志,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!究竟是为了什么?徐向前问过一些人,但没有问出个究竟。程训宣被捕后,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,严刑拷打,逼她承认反革命,并要她揭发“同伙”。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。最后被杀害了。

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,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,问他:“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,她究竟有什么罪?”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:“她没有什么罪。当时抓她,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。”

在“肃反”中,许多共产党员、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。据当时看管“犯人”的人讲,许继慎、周维炯被杀之前,在严刑拷打之下,没有什么口供。周维炯在被杀之前,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:“我不是反革命,你们才是反革命!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!”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。在“肃反”中,被张国焘加以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AB团”等莫须有的罪名,先后逮捕、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,就有2500余人。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,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,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、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,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,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。“肃反”,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,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一些地区贴出标语:“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!”“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!”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。……

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,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,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。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“肃反”,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。他们上山之前,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,在信中还特意写明,这是送给红军的。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,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,仍然是前仆后继,英勇战斗。一些被诬为“反革命”而遭逮捕的干部、战士,被暂时放出来参加“突击队”,冲锋陷阵,与敌人搏斗,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。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,大敌当前,始终以大局为重,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,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“围剿”的斗争。

许多年之后,徐向前回顾这段历史,沉痛地说:“鄂豫皖根据地的‘大肃反’,不是孤立的,那个时候,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。教条主义、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搅在一起,在全党,在各个根据地,搞‘肃反’,搞扩大化。”“历史的教训,值得注意。我们的子孙后代,一定不要再重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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